二、当前几个热点和难点问题探索

作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配套措施，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对于下面几个热点和难点问题着力研究改革。

（一）要深入研究劳动教养制度，根据形势需要，依法予以规范。从《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被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命令公布以来，劳动教养制度就作为一项特殊的社会治理政策被确定下来。加上后来出台的几个关联性法律行政法规，其地位日益巩固。经过了五十个年头，该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可以说是功勋卓著，特别是在前四十年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作用更是明显。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法制的健全，该项制度的缺点日益暴露出来，并饱受争议甚至谴责：一是该制度所依赖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原先所适用对象已几乎不存在，但是相关条文的修改却没有跟进。二是在2000年《立法法》出台之后，该《决定》及后的《补充规定》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否符合该法要求，如何界定“劳动教养”的性质 ，是一种强制措施，还是一个行政处罚，亦或一个独立的法律设定，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答复。而1982年制定的行政法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将其界定为“行政措施”的规定尽管可以暂缓相关的争议，但是，由于该《办法》先于《行政处罚法》和《立法法》，再加上劳动教养动辄一两年的执行期限，上述界定的效力就很难让人满意。三是执行期限过长。许多行为根据情节被判刑，可能也仅是1?2年的有期徒刑，缓刑，乃至拘役和管制，但是如被劳动教养，其执行起点最低却是一年。四是实施机关缺乏中立性。按照规定，劳动教养名义上由政府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但目前事实上由公安机关一家在以该种名义操作。尽管公安部多次以内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要求认真对待劳动教养，希望各级公安机关依据事实和法律，做到公平公正，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缺陷带来的问题。“一个人的审判”、“做自己的法官”的嫌疑让人怀疑公正的程度。五是劳动教养管理所因其体制的特殊性和外界监管的有限性，入所人员在其中的改造内容和实际改造效果缺乏科学的验证，至少，目前缺少公开的研究和报告。 

鉴于上述现状，对于劳动教养问题的综合研究，应当抓紧进行，要通过立法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二）要在轻罪人员的诉前过滤、审判和执行方式上大胆进行变革。这也是有效节省司法资源、降低治理成本，有利于犯罪人员改造，缓解被害人压力，以求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步骤。首先，要合理确定轻罪的范围，对于非暴力或轻微暴力的案件，造成轻度后果的，犯罪行为人以实际行动取得检方或被害人谅解的，一部分可以进行庭前和解，并在检方的主持下，两方或多方达成协议不进入审判阶段就结案，但犯罪信息仍应当保存。一部分进入审判阶段后，可以改为交由社区校正机制通过庭外执行。上述工作，有赖于立法上的推动。

（三）要为刑执人员的改造和刑执后的回归社会建立顺畅的机制。当前刑执人员的改造内容和效果??成本和收益，以及回归社会的程度，相关努力的成效虽说较之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其透明度和社会参与评价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相关成本投入、产出，回归人员在一定时期的复发率，等等，相关检测数据不完整，其科学性值得推敲。而上述工作，是检验刑罚治理和其他社会政策成功与否的十分关键的因素。这些需要大量细致的调研、数据积累工作，并要保证其独立性和公正性。

四）要逐步完善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为什么国家要对刑事受害人在被告人赔偿实际不能的情况下承担救助补偿责任。目前相关的理论依据存在争议，但是比较趋于一致的意见是：一个国家对于身处其中的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其受到刑事侵害，并且，其本人或家属的生活由于这种侵害而受到极大的影响，国家在侵害人赔偿实际不能的情况下，当然负有不同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救助措施。而且，这种救助往往倾向于生命被剥夺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伤害后的救助。现在，一些地方法院尝试着通过司法系统内部对被害人进行力所能及的救助，并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比较认可这种模式，并将其研究推广提到了一定的议程。我们认为，在这项救助制度上，应当厘清以下认识：一是肯定这种救助制度的积极意义，应当将其纳入到制度文明、构建和谐社会的框架下统筹考虑。那种别人有我们也要有，或者等待其他国家的做法和思路都不可取。二是这种救助制度应当划归到“国家”制度框架下，以立法来保障。不是司法系统自身能够解决的，但其试点的作用值得肯定。三是必须尽快梳理归纳救助的对象和范围，确定一个能够指向未来的“现阶段门槛”，并要科学解释与一般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同之处。四是就刑事诉讼本身而言，对于受害人的精神赔偿请求，应当在法律上保障，不能将刑法和民法的共同之处割裂开来。那种无视刑事受害人精神索赔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加剧对人身和人格权的践踏，背离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五是借助多种社会工具，实现被告人及其家属和被害人及其家属之间最大限度的“和解”，以便尽可能消除其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五）要尽快规范行政强制措施，实现刑罚措施的“软着陆”。从力量上讲，行政强制措施（广义上的，包括行政拘留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却不同于刑罚的法律规定）是社会治理中的“准刑罚”，如果对这种力量法律约束不好而导致其滥用，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刑罚治理的社会效能，降低其威信。目前看，急需要做以下工作：一是要依据《宪法》和《立法法》对所有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清理，查找出所有“漏洞”；二是要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措施法》，并确保该法出台后，其他不符合规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要及时废止或得以修订，不能留有“后患”。

（六）要妥善处理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宽严相济在本质上要求对于个案处理包括机制上的安排，即公正和效率要达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不多不少。然而在制度设计和具体办案中，却面临着以下挑战：一是现有各种刑事程序法和实体法所规定的期限是否科学合理，是长还是短，是否兼顾到相关案件的特点，为什么这样规定，而不是那样规定。二是从快的政策是否会实质上影响到案件的公正。三是“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的法彦如何才能成为检验办案质量的监测标准。四是公正本身是否应当包含效率问题本身。以上问题，需要很大勇气来检讨，但又是必需的。这是科学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也是检验现行刑事政策是否科学的重要维度。

综观本文所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社会治理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其作用的发挥，不但取决于自身改革的深度，还要取决于其他配套措施，单靠刑罚本身，不能解决社会违法犯罪问题。民主改革的推进，经济能力的增长，就业问题的妥善安排，资源的法律配置等等，这些政策综合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